织红肿、坏死。多次使用，还可能加重贫血，使病情更加复杂。至于过敏反应，也许不会那么巧。所以我一直希望能不用最好，而我犹豫、慎重的结果是高烧、感染导致的癫痫发作。
癫痫，我最担心，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
虽然事先已有准备，但当惊厥发生时，我还是惊慌失措，除了将压舌板塞入昭的上下牙齿之间，防止他咬破自己的舌头，按住他的身体，使他不至于摔下床去之外，我就不敢再做其他的。
迅速用药物制止惊厥是最重要的，不然时间一长，大脑严重缺氧，脑细胞坏死，以后就再难以恢复了。一想到这个我就浑身发抖。我们准备好了用作用比较快的异戊巴比妥钠溶于葡萄糖溶液，缓慢静脉注射，其用量极难掌握，要以恰能控制惊厥为度，一旦过量，昭就会陷入危险的过度昏睡中，致使生命中枢被抑制。
按照事先说好的，恩斯特以最快的速度叫来了埃伦。在这里，只有他曾经处理过类似的情况。
病房里，木制床架因为昭的挣扎而发出刺耳的“叽叽嘎嘎”的声音，不锈钢与玻璃制的医疗器械偶尔地相互碰撞，也会发出轻微的“听堂”声，没有人说话，怕声音泄漏了自己的紧张与恐惧，会传递、影响给他人。我们只用眼睛搜索、观察，却不敢用目光交流，有意、无意的回避开，不能再给对方施加压力，特别是在这一刻。
我看见埃伦做异戊巴比妥钠静脉注射的时候，紧咬着嘴唇，拿着针筒的手不停颤抖……
这实在太难了，我知道不能怪埃伦，不能怪任何人。
“不！不！”
昭的身体松弛了下来，随着惊厥的消失，昭的呼吸也消失了，还有他的心跳，他的生命……
我几乎要崩溃了，如果没有埃伦，所有的一切在那个时刻就已经结束了。
对于我。昭不是病人，甚至不是一般的朋友或者家人，我在他身上寄予了太多的情感，这些情感现在成了我的负担，它使我不能客观、冷静、果断。这就是我在昭的治疗过程中一次次犯错的原因。
对于恩斯特。昭是我心爱的人，我因为爱，我对昭拥有了高于旁人的权力，决定昭命运的权利。恩斯特是我的朋友，一个忠实的朋友，如果我需要，我可以指望他，完全信赖他，包括昭的事。当然，不能苛求恩斯特，他和我，我们都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严重而复杂的病情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早就放弃了。
对于埃伦。埃伦是一个有十年临床经验、训练有素的执业医师。他对昭同样怀有感情，那是敬重、是职责、是仁心。昭是他的难友，是他的病人，在集中营里，医生这个角色使他区别于其他犯人，像以前一样，为他赢得尊重。面对病人，他总是表现出医生职业性的冷静、客观、执着。
抢救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最后昭终于缓了过来。这次，我几乎没有帮上什么忙，但我意识到，我的情绪在这里依旧起着关键的作用。于是，我决定，从此以后，不论昭的病情怎样发展，是好还是坏？不论我真实的心情如何，充满希望还是沮丧、自责？我都会表象出一如既往的乐观、坚持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绝对不可以认输。
☆、第三章 重生（14）
从那时起，治疗变得愈加艰难。病情越来越复杂，渐渐出现了器官衰竭症状，治疗上矛盾重重，我们很快就无计可施，黔驴技穷了。
令人担心的肺部感染终于没有避免，可能是惊厥时发生了肺误吸，于是，昭的病房就不能再离开人，要是没有及时把痰吸出，他就会窒息而死。
为了控制体温，不得不经常使用安乃近注射液。昭两侧臀部的肌肉已经红肿、坏死。
昭的血色素持续下降，要补充血容量，就给防治肾衰带来了麻烦。肾衰必须限制液体的输入量。
为了防治应激性溃疡，我们给昭插了鼻胃管，用于胃肠减压。因为昭处于昏迷状态，不能做吞咽动作相配合，于是，插管过程很不顺利，连续试了三次才成功。吸出的胃液浑浊并伴有红色，我们用甲基肾上腺素加冰盐水为他洗胃，希望能把胃出血控制住。
应该给昭使用抗癫痫药物，防止惊厥的再次发生。但是现在昭已命若游丝，抗癫痫药物可能会抑制生命中枢，我们都不敢这样做，结果第三天晚上，我又陪着昭到鬼门关前走了一趟。我不敢想象再来一次，结果会怎样？不知道昭还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？我都已经精疲力竭了，告诉我，昭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还能做什么？
有那么一刻，不，是越来越多的时刻，后来几乎是每时每刻，我都想打退堂鼓，我受不了，不想干了。不要，不要再折磨昭了，不要再增加他的痛苦了，就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吧！
现在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拖时间，在推迟最终彻底失败时刻的到来，已经完全没有了胜利的可能。
我的手臂搁在床沿上，跟昭的手臂紧挨着，我握着他的手，看着连接两个身体的红色管子。这涓涓流淌的红色细流，真的是生命的源泉吗？如果是，我愿意把它都给你。这一情景，不就是四天前我渴望的吗？可我已经没有了四天前的甜蜜与幸福，我只感到悲伤与孤独。
这就是结果吗?昭，这就是必然的结局。这就是命运，强大的，不可抗拒的命运。主的庇护，我的执着，你的坚持，我们大家的努力，都抵不过命运。你真的就要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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