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记忆
寇健全
打针
在我们村里，老人们把感冒不叫感冒，说成“凉咧”。
我小时候，家里无论谁“凉咧”或者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病症时，母亲就会拿出5分钱，说：“去!赶紧到医疗站去，让医生开点药”。那时的医疗站，每次只花五分钱，就能看病。吃了医生开的小纸包包片片药，病就好起来了。
我清晰的记得，我每次“凉咧”时就几顿不吃不喝，像被人抽了筋一样，有气无力的趴在炕上成天昏睡，与病魔作垂死挣扎。这期间，有邻居来家里串门子，看见我家里白天炕上睡着个人，就关切的问到：“吆！娃咋咧？咋不给学校去呢？”。我母亲既生气又心疼的对来人说：“变狗呢。胡骚情，夜个天刚一热，就把毛衣脱了。黑咧还和大人一起跑到邻村看电影，野地风大冻凉咧。真是活该！”。那邻居就说：“要紧不？乃还不赶紧把娃引到医疗站去弄些药吃！”。“这不，我锅一洗完就准备去呀”。母亲忙回答。
大队医疗站就在村里，方便的很，两步路就到了。当时对我们一家人来说，看病要比一般社员优越的多呢，因为，村里医疗站的医生是我姑父呢。五十年代初，农村缺医少药，为了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，县上在各公社每个村选拔一名医生，然后集中到县上培训一年半载，结业后回到乡村算是医生了。我姑父就是当时其中经过县上培训的这一类医生。
乡村里的医生，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，医学，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，大病重病治不了，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。农村医生能解决的问题，通常是一些头痛脑热，擦损外伤等小病而已。虽说是小病，但能治疗能解决，也大大方便了社员群众。一是他们没空到公社大医院去看病，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也十分不便，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。因而，社员群众十分敬重村里医生，都认为他们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，是救命恩人。
那时，我总怕见生人，连自家的亲戚也不例外。因此，不论出门求人办什么事情，总要母亲在前面开路，自己则害羞的跟在她屁股后头。当我和母亲快来到医疗站门口时，大老远就传出孩子们杀猪似的惨叫声。小孩子怕疼，我知道这是害怕医生在屁股上打针。先前招了一回祸，这一次看见医生给针管子安针头，用铁镊子敲粹装着药水的小玻璃瓶时，就马上意识到厄运即将来临，慌忙往医疗站外逃。眼明手快的大人赶紧抓住孩子不放手，等候医生给孩子“上刑”。那时，我想，人啥都要有，就是不敢有病。谁要是得了病，不光要自己花钱，人还要受洋罪，挨洋挫。别看我当时年龄不大，但我明白这个道理。这是因为以前，我已多次来这里领略了“受刑”的滋味。每次我来时，姑父和对待其他人一样热情，招呼我们先坐下等等。姑父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，等给先到的老人和孩子开完药，打完针，忙完了。这时，把我叫到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。拉着我的手问：“咋咧？”。不用我多嘴，母亲就把我的症状一五一十的告诉给姑父。姑父听完后，就把头伸到我面前，让我把舌头伸出来，观察舌苔有啥变化。看毕，他还把他温暖的大手放在我的额头上，感觉我是否发烧。为了准确起见，他让我解开胸脯前上面的两颗纽扣，自己把体温计放在胳膊窝暖热，然后拿出来交给他看。只见他把体温计捏在手里，在半空使劲甩一甩，然后拿在眼面前仔细观看。有时，他还会抓起桌上的听诊器挂在自己的耳朵上，一只手把那白光发亮的圆铁放在我的前胸像探地雷一样探来探去。诊断完毕，在给我开出那令我望而生畏的又苦又闹的片片药外，还要让我和刚才那些孩子一样，趴在他那张铺着油布的床上，感受一番皮肉之苦。好在我自控能力强，不怕疼。过后，我常在同伴们面前卖排，说自己就像《红灯记》中的李玉和一样，钢筋铁骨，能经受得住贼鸠山的“严刑”，革命意志非常坚定，永远不会当叛徒王连举。面对怕打针的孩子，作为“刽子手”的医生也会千方百计哄小孩，或是给他们讲故事，或是开导说“这娃乖的很，听话，打针一点都不疼”一类哄骗的话语让你上当受骗。有时“刽子手”甚至将自己刚用完的纸盒子送给孩子玩耍，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，一针落去，还未等孩子“哇”的一声哭叫，针又拔出来了。有个别小娃特别害怕打针，一听说引他上医疗站，马上就哭闹。父母费尽心机用好吃喝好不容易将其诱骗到医疗站门口时，听到里边小伙伴们哭爹喊娘，鬼哭狼嚎的惨叫声，马上就感觉到不对劲儿。这时，突然挣脱开大人的手，准备伺机逃窜。但为时已晚。面对不肯进医疗站大门的孩子，大人们反复给做工作，威逼利诱，软硬兼施。实在不听话的孩子，大人们只好下硬手，拽住胳膊硬往“刑场”上押送。小孩子哪里有大人的劲儿大呢。在医疗站里，我经常看到那些不听话的孩子，被大人夹在胳膊底下，就像逮了个猪娃一样，不管你胡叫乱踢腾。把你弄到医生面前，让医生给你检查。等医生对症下药时，大人们又不顾孩子哭得天昏地暗，死去活来，有劲的大手强硬的扒下松紧带做的裤子，让拿着针管的医生先用蘸着酒精的棉球在小屁股上抹一下，然后，猛的将针头刺入屁股上。顿时，那杀猪般的惨叫便打破了乡村里的宁静。生病了就必须吃药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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