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不是杞人忧天,因为这大宋朝,本来就岌岌可危,几十年后就亡国了。甘奇所说的这个问题,可不仅仅是举例中的旱灾之类,国家多余的生产力越来越少,不仅是承受天灾的能力变小,抵御外敌的能力自然也越来越弱,这是宏观上的连锁反应。
在东亚这个地方,三千万汉人,与一亿汉人,都能组织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军队。但是三千万汉人的国家,与一亿汉人的国家,是很不一样的。不说两者之间军队待遇,以及军械装备这些投入差别。就说战功封赏这件事上,唐朝开国,战功直接用大片的田地来封赏,打得突厥满地跑。到得唐朝中后期,皇帝还拿得出土地来封赏将士吗?这也是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的原因。
当然还有许多微观与细节上的原因,比如宋还有重文轻武这个问题,但这些微观细节上的事情不是今天甘奇所要谈的。
一片寂静声中,苏轼问了一语:“道坚实在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,古往今来,从未有人把治国理政与国家兴亡说得这般透彻,道坚既然有此天人之思,那定有解决之道,还请道坚一并说来,快快说来。”
此时满场之人,全部起身,要说这些读书人,忠君爱国当真不假,一个个作揖而下,已然有人激动喊道:“拜请甘先生传授治国理政之道。”
“拜请甘先生为国谋策!”
“拜请甘先生教导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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