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老首长肯出面保他,就什么事也没有,但是老首长没有出面。他现在对陈白露这么好,全是因为愧疚。”
《欢乐颂》收了个高亢的尾巴,掌声在大厅里响起来,乐团起身朝欢乐的人们鞠躬,我盯着陈白露看,她的金色高跟鞋被腰上垂下的黑色缎带缠住,边鼓掌边一个趔趄,杨宽揽住她的腰,她抬头大笑,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。
“你瞧,这个贱人。”路雯珊说。
第三次见到陈白露,是在学校的食堂。那天我端着一盒沙拉,想找个靠窗的位子,然后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、灰t恤和白球鞋的姑娘边喝酸奶边看表,身旁放着双肩包和一摞课本。清晨橘黄色的阳光照着她的侧脸, 碎发垂在高高的鼻梁上,她的脸色饱满而红润,像一颗成熟的苹果。
“嗨,陈白露。”我站在她面前说。
她在盛夏的阳光里抬起头来一笑,额头光洁如玉。
陈白露住在团结湖往东的日报社家属院。这是她妈妈的房子。当时这所房子是单位福利,不要白不要,没想到一朝变故,这间小公寓成了仅剩的财产。
陈白露回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,她的爸爸妈妈让她把这所房子租出去,房租就算她的生活费。可是据说她一进到学校宿舍,就被狭小的空间和公共卫生间吓到了,她既不能在五个人的注视下完成饮食起居,更不能忍受早上在洗手间外排长队。
她迅速布置好那套两居室,一个星期之后就搬了进去。这不是因为她行事利落,而是她根本没带什么钱,只比身无分文强一点点,而买了简单的家具后,就真的身无分文了。
到大二我认识她的时候,她已经陆陆续续添置了不少东西,可是依然很简单。卧室里一张小小的单人床,永远铺着白色或米色的床单,单日是白色,双日是米色;衣橱很窄,以至于我第一次进到她的卧室,还在好奇她把衣服放在哪里。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孩的衣橱可以这样小。她的衣服很少,挂在一排银色衣架上,静静地罗列在里面,衣橱角落里垒着三五块沉香木,是她独有的熏香办法。除此之外,窗边一把孔雀椅,椅子上搭着豆青色半旧的丝绸坐垫,墙上一面穿衣镜,再没别的陈设。没有毛绒公仔,没有花瓶,你绝想不到这是个女孩子的房间。
隔壁是书房,占了两面墙的架子上密密地垒着书,正中央一只巨大的红木条案,似乎比床还要大,占去了小半个房间。我对那只条案非常感兴趣,当时刚好选修了一门叫“明代家具研究”的选修课,很用心地看过两本书,于是立刻跑过去又摸又叩,想判断出年代。
但是我没有成功,如果我听课还算用心的话,木头至少是清代的, 可是我从未见过明清时候有这样设计的条案:矮墩墩,四只粗脚,枨子勾脚一概没有,却有云纹牙头,云纹又雕得十分精美。
我鉴宝失败,求她公布答案。 “这只案子嘛,是‘文革’的时候从一个大人物的家里抄来的,后来那家人病死的病死,自杀的自杀‘,文革’结束以后发还家产,也没有人能来领了。” 我吓了一跳,顿时觉得这厚重的红木色泽带了血淋淋的意味。 “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东西?” “除了老首长,还能从哪儿?他听说我从学校里搬出来住,就让秘书带我去地下室挑一些不要的家具。那地下室大概有十年没打开过了,锁孔都锈住了。后来把门撬开,满屋子落了灰的大家伙,我一眼看到这个案子,是不是缘分?我也不大懂这些,不过像是明朝的,只可惜早年被那些不识货的人扔来扔去,四只脚有一只断掉了半截。我叫人把它抬出来,把脚锯平,所以它比别的案子矮一些,而且本来底下是有枨子的, 现在也没了。”
“可惜,可惜。”我摸着那精细的雕花,想象着被锯掉的半截是什么模样。 “可惜什么呀,遇到我是它幸运。老首长的地下室你没有去过,不比地上的房间小,里面这些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。将来遇到识货的买走就算好的,其他的恐怕都要一卡车拉到垃圾站烧掉。”
“哎!”我大叫一声,“那你该多拿些。你看你家里多寒酸!”
她脸上的怜惜消失了,立刻恢复了她惯有的傲慢表情,斜着眼看我:
“咦,你也不是没见过好东西的人,怎么一股小家子气?东西么,够用就行,能少一件就少一件,多一件就是累赘。”
我当时在心里想:你说得光明正大,还不是因为你没有钱。
我印象中陈白露总是缺钱,永远在缺钱。现在我回想起来,能在记忆中搜寻出很多个她眉头紧锁的片段,有时候坐在那把孔雀椅上,有时候蹲在书房里的大花盆前,有时候盘腿坐在我家的地板上、手里捏着茶杯什么的,问她“发什么愣呢?”她就心不在焉地点点头,不是回答我, 而是跟自己说:“去哪儿弄笔钱呢。”
她的爸爸妈妈一开始是给她生活费的,每个月六百元,在2006年物价还算平稳的北京,这差不多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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