善于观察、处处留心的我发现：马来亚的许多小镇及偏僻的乡村当时根本没有电影院，观众无缘看到电影。我认真分析：假如能开拓这些地方的市场，把电影送到这里放映，一定会臝得观众。
我当即向三哥‘献计’广三哥，做生意犹如打仗一样，我们本少，经营生意就要灵活点。我发现大马的很多小镇看不到电影，我们可以打开那里的市场。没有戏院，我们可以搞个流动放映车，包括放映机、银幕、座椅全部装上。然后上山下乡，送片上门，可以争取大量的乡村观众。’三哥言听计从，当即采纳。
我们俩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，经过一番‘乔装打扮’，流动放映车便宣告问世了。
我们邵家兄弟的流动放映车，恐怕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流动放映车吧。
三哥和我驾着流动放映车，开始穿梭奔走在吉隆坡、怡保、马六甲、槟城的大镇小街、穷乡僻壤。我们俩巡回放映电影，为那里缺少娱乐的人们送片上门，使他们寂寞的生活得到一丝快乐和喜悦……
出乎我们兄弟的意料之外，这种吉普赛式的‘流动电影院’特别受欢迎。所到之处，人山人海，观者如云，十分壮观。
最令三哥和我难以忘怀的是，是那次在怡保一个橡胶村庄里的放映情景。
那天，由于汽车途中抛锚，加上天气突变，大雨滂沱，道路泥泞难行，耽误了到达放映点的时间。原定下午2点到达，结果迟至晚上7点。
谁知，纯朴善良的村民，早就冒雨等候多时。又是敲锣打鼓，又是燃放鞭炮，欢天喜地的热闹场面，像是迎接凯旋的英雄们-般。这个送上揩汗的毛巾，那个端上解渴的凉茶，还有的人忙不迭地帮着卸下机器设备……放映完毕，全村的男女老少依依不舍，把我们邵氏兄弟二人送了一程又一程。
这走村串巷的巡回放映，虽说搞活了经营，打开了市场，取得了效益，但其中的艰难困苦，重重险阻，却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。
马来亚属热带气候，长年炎热，酷暑难熬。光是苍蝇肆虐、蚊虫猖獗的程度，就让人吃不消。我们邵氏兄弟整日里处在被蚊虫叮咬的环境里工作。每放映完一场电影，他俩身上都要被咬得大疱小疱，红肿不消，奇痒无比，苦不堪言。实在被咬得无可奈何，我们俩干脆穿着长衣长裤，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，以抵抗蚊蝇的袭击。三伏酷暑，那滋味可想而知。每次收工，我们俩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，浑身上下湿透，脱下的衣衫能拧出许许多多的汗水^
某日，槟城的坎镇。我们兄弟正在这里放映电影。流火的7月，闷热异常。我因为连日疲劳，加上衣服不透气，渐渐地支撑不住了，终于出现虚脱倒在了放映场上
浩淼苍茫的林莽，参天挺拔的热带树林，遮天蔽日，太阳只能射进一缕光线。
三哥和我，穿行在这荆棘丛生、人迹罕至的马六甲森林中。我们此行目的是为居住在林区的森林工人们放电影。没有大路，汽车开不进来。我们邵氏兄弟便肩挑手扛着放映机沿着崎岖小路，缓步前行。小路被密密匝匝的植物阻塞得不见缝隙，而且全是带剌的灌木与杂草。稍不留神，三哥的手背已被划得鲜血直流。我只得拔出尖刀，砍开荆棘与灌木。如此砍上一段，行走一程，反反复复，艰难前进……
突然，走在后面的三哥，只觉得脑后有一股冷风刮来，他感觉不对劲，扭头躲闪，只见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，眼看三个就要没命……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到‘砰、砰’几声枪响，庞然大物花斑豹应声倒下，再也爬不起来……
是当地的土著猎人及时赶到，连续射击，打死了花斑豹，救了三哥的性命。
原来，森林工人们见我们邵氏兄弟久久不到，很不放心，遂派出几位本地猎人前去迎接。恰巧，半路上即碰上了惊心动魄的场面，他们立即出手相救，方解三哥于危难之中。倘若再来晚一点，后果不堪设想……”邵意夫此时说到这里，虽然几十年过去了，但还是有些心有余悸。
“惊魂甫定的三哥，立即投入紧张的放映工作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有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，我们邵氏兄弟愈益练就临危不惧的英雄胆识与强者勇气！
正当我们兄弟流浪经营之际，槟城首富王竟成热情相助，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俩开始拥有自己的院线。经营‘新世界游乐场’掘得第一桶金，他们斥巨資展开收购戏院大战。
我们邵氏兄弟依靠着吉普赛大篷车式的流动作业，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扎稳打。而这种原始积累却非常行之有效，不久，我们的‘流动放映车’已增加至六部了。这期间，三哥又改回了他原来的本名邵仁枚。至于为什么改回名字，三哥一直都没告诉我。”邵意夫淡淡地说道。
“拥有院线之后，我们的事业进一步发展。1931年，我独自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。在途中轮船触礁沉没，幸亏我的命大，老天爷还不想要我的命，落水后我抱着一小块木舢板，在茫茫的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给路过的船只救起，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‘讲话机器’。32年，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【白金龙】，算是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。经过我们几兄弟的不懈努力，到37年抗战前夕，整个家族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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