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,一个敞开的立方体,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,它是希望的象征,未来,人们将在此自由相会。〃是的,艺术家们来到巴黎,爱上这里,进而想停留在此,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空间创作、思考、生活。除了艺术家自己想尽办法自理生灭之外,法国文化部也积极地配合艺术创版权所有的成长人口,在各地建造工作室让艺术家们能在此安心工作,更甚者,除了工作室还附建艺术家的家,为了可以留住艺术家在法国长久停驻、创作,直到老死。
巴黎市政府于一九七七年开始积极地优待艺术家,建造遍布于巴黎及巴黎郊区的艺术家工作室,成立艺术村。在塞纳河右岸,沼泽区心脏地带也建立国际艺术城,并为六十五岁以上的老艺术家寻找工作室及住宅。据称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完全免费提供艺术家工作场所,但至目前为止,艺术家们仍需要负担一半租金,另一半由巴黎市政府补助。
至于申请条件,则只要是画家、雕塑家、版画家,是居住在法国,而且有并入社会保险体制内即可。它于每年的春季、秋季各接受一次审查,由专业之当代艺术人员及文化事业(例如美术馆)之负责人组成评审团。国际艺术城有较严格的规定,艺术家居住在此必需最少两个月,至多一年;而艺术村则是艺术家永久栖息之处。
这么看来,北京巴黎虽说神似,差距却还不小。北京是由于首都加计划经济体制而形成文化优势的,文化部、中国文联、作协所属的各专业文艺团体、各协会驻会人士的生活条件比巴黎要安定而有保障,但在市场经济和户籍松动的情况下,如何对待涌进京城的艺术家,中央政府和北京市府则没有自觉。大陆除了北京,还有上海、广州两个城市有可能成为艺术之都,但上海居住条件太差,广州则容易使人分心,只有北京,有条件成为又一个世界艺术之都。套用黄小燕对巴黎的描述,如果〃艺术家们来到北京,爱上这里,进而想停留在此〃,而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〃建造工作室让艺术家们能在此安心工作,更甚者,除了工作室还附建艺术家的家,为了可以留住艺术家在北京长久停驻、创作,直到老死〃,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景,北京在世界的眼中,又该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城市。
我一厢情愿地勾勒了关于北京的乌托邦、桃花源,我知道不会有人上当的。北京的艺术自由人还要继续〃自己想尽办法自理生灭〃,除了糊口之外,他们得自己去解决画具、乐器、工作室、排练演出场地、拍摄机器胶片道具。有意思的是,许多作品的前卫性恰好来自艺术家的贫困,例如王小帅导演的故事片《冬春的日子》,现在评价黑白画面很有味道,摄影很成功,实际上是没有钱买彩色胶片;该片还请两位年青画家出任主演,用画家演画家,让非职业演员出演,实际上也和片酬支付问题有关。也许当年波兰实验戏剧导演耶日·格洛托夫斯基的〃贫困戏剧〃是有条件而故意把戏剧的化妆、服装、布景、灯光等舍弃不用,只靠演员的表演和演员与观众的交流,但牟森的实验戏剧活动却真的是因为贫困才弄成我看到的样子的。不过,对于前卫艺术来说,能够坚持到今天,一个重要原因也和这〃贫困〃有关,正如当年人们评论格洛托夫斯基的剧院,〃它也许是唯一的、经济拮据反而不是坏事的先锋派剧院。对该剧院来说,它不会因为借口资金短缺而束手无策,从而使各种戏剧实验无可奈何地被予以取消。〃所以我相信,不管未来是黑暗还是光明,自由艺术家们的前卫艺术工作肯定会一直进行下去的。
第二章 圆明园画家村 (1)
1990年,一位电视界人士给了我一盘录像带《流浪北京:最后的梦想者》……
1991年,一位北大博士告诉我,圆明园兴起了一个艺术村,那里有一群流浪画家……
1992年春,一位来自外地的美术朋友说,他租了一间小屋,地点就在圆明园艺术村……
一种挡不住的诱惑,驱使我走向圆明园艺术村。
挡不住的诱惑
第一次到福缘门村(即艺术村),是1992年4月,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群营养不良面有菜色的画家。他们没有抱怨生活的贫困,对自己的〃三无〃(无户口、无公职、无家庭)处境也只字不提。他们以每天能填饱肚子能画画为满足。
他们寻求快乐,快乐来自于酒和女人。
他们列出了一周中的喝酒名目:星期一为生日而喝;星期二为离婚纪念日而喝;星期三为感冒好了而喝;星期四为希望而喝;星期五为客人来喝;星期六为女朋友来喝;星期日则为休息而狂喝。
对女人,他们用的是最直截的语言、最本能的行动。他们令人对时空产生一种恍惚:社会是进化到了共产主义还是回到了远古的原始部落?画家们称自己是未被异化的人,并自我宣传道:画家对女人最温柔。
艺术村还有件奇怪的事:我在小珂家看见的小黄狗,几天后又出现在伊灵家。我问这是怎么回事,他们告诉我,这条小黄狗谁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,它特别喜欢画家,村里每个画家的家它都去过。小黄狗使画家们再次为自己的善良所感动。
他们喝着生水,住在没有邮局、没有公用电话的村里。他们拒绝自己的父母前来看望,有一位画家为自己给父亲画了一张线路图后悔不已。对于来访的人,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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