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又要说到制度问题,其实三省制度出来后,中国政治制度基本完善了。
尚书执行,门下审议,中书决策,再加上言臣监督,后来各国变来变去,无外乎还是这四个基本核心,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。
比如宋朝的差官制度,宰相久掌朝堂,对国不利,因此宰相做了几年后得让他下去,然而这个宰相不甘心呢?现在有了差官制,便很好解决了,比如赵顼让韩琦下去,于是制特授守司徒、检校太师、兼侍中、扬州大都督长史、淮南节度、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、判相州军州事、同群牧兼管内劝农使,加食邑一千户,实封四百户,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宗正协恭赞治亮节翊戴功臣,散官勋封如故,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,主者施行。又赐第一区于京师,擢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。
其实真正的官职就是判相州。
但是这些守徒、检校太师、侍中、扬州大都督长史、准南节度使、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使,都是拿工资的最顶级职官,一是会使很多工资,二有了足够的荣誉,好了,朝廷没有委屈韩琦了。
再说这个监督,到了后世,也不过如此,只不过监督的手段变多了,纪检部门的盘查,是一种监督,律法判决也是一种监督,舆论也是一种监督,民主国家选票制度也是一种监督,选你上台了,你得做好,做不好,俺们下次就不选你了。
然而也不要以为它们就真的进步了,
律法判决,弄不好就成了打压政敌的工具。
至于这个选票与舆论,那就……呵呵……呵呵了。
就象王巨在彼岸实行的制度,上层不采纳选举制,这玩意儿弄不好就是一个个笑话,试问们能有多少政治嗅觉?于是谁的金主多,谁能控制更多的媒介舆论,谁能吹,谁就上位。
但下层则可以避免这一现象,都是乡里乡亲的,什么能力,什么品性,不用舆论操控,大家都有所了解。然后再出台一些律法保障,比如某人拳头大,家人十八个兄弟,谁不选俺俺们就揍谁,好了,马上黠字流配三年,那么就能保障其公平性与不受操控性。
再从庞大的基层中,选出脱颖而出的官员担任中层官员,在这之后,则是精英换届制度了,至少不会受资本干涉,同时上来的顶级官员有丰富的从政经验,至少不会出现宋徽宗、宋高宗与宋理宗那样的主。
然而这样的制度就完善了吗,还有许多不圆满的地方。
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王巨再三所说的,权利的分配。
现在制度基本上就是决策、审议、执行与监督四种,但一开始时三省制度是尚书最贵,到了唐朝变成了中书,决策最贵,后来又变成了门下,审议最贵。
也就是文彦博这个官职,如果不放权,它也没有多少实权,权当是一个高级顾问。如果放权,那么就是实打实的位于宰相之上!
蔡确忧虑的离开皇宫,迅速写了一封信通知王巨。
王巨也迅速回了一封信,说这是必然。但也没有蔡确想的那么悲观,因为有一点,那便是韩缜。
朝廷也同意了将陕西路一切为二,陕西南路无疑更富裕,不仅有河中府长安等后方富裕的大州府,秦凤路熙河路等地区同样水草丰美,就是河西两路也比北方荒凉的沙漠戈壁地带强。
但论重要性,无疑还是陕西北路,朝廷置了熙河路、湟州路、河西两路、灵夏两路、河套两路、府麟路九个缘边路,但真正的备战区却是在灵夏两路、河套两路与府麟路,五个备战区全部在陕西北路,同样,大多数精兵猛将也在陕西北路,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包括阴山的那道长城,更是在陕西北路。
朝廷经过高滔滔同意,以韩缜判延州兼陕西北路兼缘边五路安抚经略使。
这是高滔滔对韩家的看重,一韩二吕,韩家在宋朝官宦世家中名望最高,虽然韩缜与王巨关系不错,但王巨休想能控制韩缜。一是掣肘王巨,二是拉拢韩家。
孤儿寡母的,有所担心是很正常的。
但文彦博进入朝堂后,朝堂局势必然会逐渐恶化,不过没有了司马光,恶化的速度不会那么快,如没有意外,能拖到明年年底,因此王巨给蔡确两条提议。
第一条没有必要招惹高滔滔反感,第二条请坚持到明年年年,因为北方边防建设的大约得要延续到明年秋后,才能完善。如果蔡确离开相位,后果那就糟了。
然而很多事情非是王巨能算得到的,二月到了,吕公著病重去世,他的任命,导致一些旧党大臣重新抬头,不过其本人也算是合格,任劳任怨,不过吕公著一死,蔡确拉拢的意义也就没有了。
高滔滔便强迫中书下诏,将文彦博改为右仆射兼太师加平章军国重事。
王巨便写了一封奏章递到朝廷,说从明年起国家财政能出现大规模盈余了。
原来的陕西五路全部安定下来,正式进入太平时光。其他数路也在继续开发中,如果能保持前几年的状况,宋朝每年各项财政收入能逼近两亿,折成新贯,也能达到一亿四五千万贯,再加上没有宋夏战争的拖累,那么每年可以盈余五千万新贯,扣除一千余万贯国债,还能盈余近四千万新贯。
这个盈余太庞大了。
因此要适度地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。
这个用之于民,不是送钱帛给百姓,那么送的最后还是落到有钱人手中,贫困百姓依然嗷嗷待哺,或者养了一群懒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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